昏暗又逼仄的酒吧里。
陈佩斯四仰八叉地坐在吧台边看电视。
他叼着烟，戴着墨镜，拿着啤酒杯。
一脸狂狷。
脖子上的大金链子一圈又一圈。
最显眼的，要数脑袋上的五彩扫把头。
他扮演的是一个摇滚青年。
起身离开时，吧台小姐喊住了他：“先生，请付账。”
他转过身，甩下一张钱。
“以后你只要看到我来，少给我放这种垃圾音乐！”
五官狰狞，口水乱飞。
镜头切到电视机。
上面放的“垃圾音乐”，正是迈克尔·杰克逊的《Bad》。
这是陈佩斯自导自演的一部15分钟短片——
《96摇滚指南》。
荒诞、离奇，忍俊不禁，又发人深省。
讽刺了当时“摇滚热”中的伪摇滚人。
后来，在影片问世后的二十多年里。
这种“xx热”里的虚幻与真实，我们见证过无数次。
共享单车、直播、网红......
谁能想到，这样一部前卫的作品，出自一位老艺术家之手。
讽刺，是陈佩斯一贯的喜剧手法。
因为他看不惯的东西太多了。
春晚、西影厂、甚至是舞台下为他鼓掌的托儿......
他随心进退，从不在意时代的脸色。
以至于常常逆势行走，留下一个孤傲的背影。
“我特崇拜摇滚青年。
像崔健，那是硬骨头，真汉子！”
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摇滚青年”。
一个打不倒的老愤青。
陈佩斯是谁？
很多人已经不认识了。
不要紧。
先说一件旧事。
198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
两个年轻的同志收到了春晚导演的邀请。
让他们来串场。
彩排时，他俩给大家试演了一小段节目——《吃面条》。
谁知，这帮人看了。笑得满地打滚，个个都快抽搐过去了。
旁边的文艺主任笑着笑着，突然脸色一变。
“太不严肃了，一个节目能让人失控，怎么能是好东西？”
赶紧躲到一边，给领导打电话请示。
这一请示，就一直请示到春晚开始前。
无人敢拍板决定。
到底演还是不演？
导演黄一鹤急得团团转，眼泪都快下来了。
到最后一刻，他把两人拉到一边。
“你们上吧，出了事我担着，千万别说错台词，不然我就惨了。”
后来，他俩才知道。
这个决定对导演来说，是多么悲壮和艰难。
两人简单商量了一下，给节目起了个名称。
“小节目，比话剧短，就叫小品吧。”
那是人们第一次在电视里看见小品。
那年春晚，全中国的人都因《吃面条》放肆大笑。
没有人知道。
那笑声中，多少年的苦难被消解，多少人紧绷的神经被放松。
只知道。
这一笑，就笑出了一个时代——
一个百花齐放的娱乐时代。
陈佩斯和朱时茂，一跃成为新时代里家喻户晓的喜剧明星。
也正式开启了11年的春晚生涯。
1986年的《羊肉串》。
1990年的《主角与配角》。
队长，别开枪，是我！
1991年的《警察与小偷》。
还有1998年的《王爷与邮差》。
陈佩斯擅长演绎或蠢笨、或狡诈、或倒霉的小人物。
而朱时茂则是“伟光正”的形象。
两人一正一邪，搭档默契。
但那时观众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春晚舞台上看见陈佩斯和朱时茂。
自1998年之后，陈佩斯就再没有上过春晚。
他厌倦了那个万众瞩目的中心，
开始显露出摇滚的一面——反叛。
内心摇滚的陈佩斯，从不惧与世界对抗。
最著名的那场对抗，发生在1999年。
对方是央视下属的电视台。
未经他允许，这家电视台出版了他8个春晚小品的光盘。
陈佩斯很生气。
“这就像是你拿了我的存折，我还怎么花钱？”
他找负责人私下协调。
那人很硬气，说，
“就出了，怎么着？你们俩还不都是我们捧起来的？”
陈佩斯一听，决定战斗到底。
“他们随便对我们说no，我们也对他们说一次no。”
一纸诉状，他与对方对簿公堂。
这场举世瞩目的官司，最终迎来了正义的结果。
法院判决：对方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33万元。
也是在这一年，陈佩斯缺席春晚。
外界传闻，他被封杀。
事实是，对，也不对。
对的是——确实无人再敢找他上节目。
不对的是——他自己主动逃离了那个名利场。
因为上春晚的最后那几年，陈佩斯活得越来越憋屈。
“他让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你要求着他了。
你不知道他哪条线上有什么根儿。”
“每一个部门都在互相掣肘，特别讨厌。”
“所有能在那里工作的人，都是在以‘老大’自居，都是‘爷’，谁都惹不起。”
创作上，他遭受了极大的漠视。
“我明明看着你说的那个要犯错误了，我又不能说了。”
“我到了那儿，天天封着自己的嘴，堵着自己的嘴，我憋的慌！”
极其看重自己创作价值的他，完全接受不了。
但他们不需要对艺术创作有高要求的人，只需要听话的人。
在这样的氛围中，和乐融融的演员们，关系也开始变味了。
“互相都躲着，怕别人偷自己的节目。”
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陈佩斯都被耗在准备春晚节目上。
另外半年，他还要自己拍电影。
一面是电视观众，一面是电影观众。
压力大，心里又别扭。
体现在身体上，反应最诚实明白。
他常年失眠、吃安眠药。喉咙里起了一个大血泡。
去做手术，医生拿刀伸进去，横着一剌。鲜血带着绿色的脓，哗哗往外涌。
病好后，陈佩斯一甩手。
“谁费那劲啊！”
头也不回，拂袖而去。
陈佩斯的叛逆，总是显得决绝又不合时宜，
他为什么这么恨那些歪风邪气？
因为很早以前，他就吃过“游戏规则”的亏。
90年代，拍电影需要厂标。
“就是我生的孩子不能姓陈，要姓峨眉厂的峨，姓西影厂的西，姓福影厂的福。”
陈佩斯只得拿着自己精心创作的喜剧电影剧本。
坐火车，全中国去找厂标。
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听说是喜剧，面都没露。
那年代，主旋律电影是主流。
喜剧就是个非主流。
副厂长出面，象征性地翻翻剧本，一口回绝。
“这个不行，这类电影我们不做。”
陈佩斯无奈。
又拿到北影、长影。
通通不做，碰了一鼻子灰。
“我能怎么办？自己做制片人，自己掏钱。”
他心一横，自己干。
1991年，陈佩斯下海，成立大道影业公司。
彼时的他还挺志得意满，心想终于不用再揣着剧本到处求人了。
可他不知道。
他淌进的这片海，水更深。
民营电影公司要自己跑发行。
前一晚喝酒，对方还答应得好好的，要多少份拷贝。
结果第二天酒一醒，一个字都不认。
大道拍的贺岁片《太后吉祥》上映后，口碑极高。
但影院总说上座率不高。
“明明每天7场的满座，但影院却只跟我报三场，这不是欺负人嘛！”
1997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与陈佩斯的《好汉三个半》撞了档期。
正面竞争，必有一伤。
刚开始，《好汉三个半》势如破竹。
可没几天，竟被主流院线撤下了。
陈佩斯打听了半天，终于发现了原因。
“《甲方乙方》的投资发行，都是他们的人。”
那7年间，陈佩斯拍了6部电影，一部电视剧。
每一部都口碑上佳。却回报惨淡，几乎倾家荡产。
“当时孩子的学费百十来块，不是说天天没有，就是有几个月特别紧。”
“出门打车，都不敢打夏利，只能找面包车。”
陈佩斯欲哭无泪。
只得撤退。
“再不走就会被生吞活剥了。”
别人说他是一根筋。
“可以为表演砸锅卖铁，却不肯对‘游戏规则’来半点妥协。”
但妥协，对陈佩斯来说，比死还难。
那些年，他见过真正的纯粹。
从此，便再也无法接受一丝一毫的污秽。
父亲陈强是著名的演员。
以饰演反派黄世仁和南霸天著称。
有一天，外面“变天”了。
陈佩斯看见父亲回来，白衬衫上一道道全是血痕。
之后不久，15岁的他也被下放到内蒙古建设兵团。
但他心里是高兴的，再也不用见到父亲的血衬衫了。
内蒙古的日子很苦。
做不完的重体力活，填不饱的肚子，和荒凉的草原，无一不打磨着他的心性。
但后来有人问他，你最想停留在人生中哪个阶段，他说的还是下乡这段时间。
因为在那里，他见到了真正的美。
那么苦的地方，沙枣花一开，漫山遍野的花香。
成双成对的白天鹅，啼叫着，展臂飞过他头顶。
一片阴影掠过，像宫崎骏动画里的画面。
更重要的是心灵美。
每人每月45斤的粮食，男同志吃不饱。
饭量小一点的女孩就主动少吃一点，省下来分给别人。
为了活着，所有人抱成一团。
互相帮助，互相扶持。
“离开那儿以后，你见不着那么多好的人。”
陈佩斯每每一说起那段经历，就眼含热泪。
4年后，他被父亲接回了城。
父亲常念叨的一句话，把他指进了喜剧的大门。
“观众太苦了，我们需要为他们带来欢乐。”
为了这个欢乐，他坚持到现在。
即使1999年，退出春晚，退出电影市场，人生清零之后，他依然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喜剧。
在北京，他做起了自己的话剧院。
在那里，他找回了做喜剧的初衷和最简单的快乐。
“当你抖了一个包袱，观众笑了。你满足了。当潮水一般的笑声涌出来时，你再把新一轮的包袱扔出去，它再回来……这事太享受，太享受了。”
但他的个性一点没变。
在剧院创作的话剧《托儿》，讽刺的就是自己深恶痛绝的托儿。
他曾说电影市场是“水太深了，玩不起了”。
而话剧市场则是
“水也挺深，但我还能适应”。
因为在他的那方小小舞台，他能拒绝自己看不惯的一切，建立自己的规则。
刚开始，人们没有花钱买票进剧院的习惯。
一场话剧下来，赠票、亲友票、能占到在座的一大半。
陈佩斯不依，手一摆。
“慢慢培养去。
自己掏钱买票，至于您是什么官，什么爵位，对不起，跟我没关系。”
“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规矩的世界。”
起码卖票这件事上，再也没有人能忽悠到他。
这个不惧强权的老愤青，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这方天地。
犹记得离开春晚的那年冬天，大雪纷飞。
陈佩斯独自在自己承包的山里走着，突然发现前头没了脚印。
原来，他走上了一条无人走过的道路。
咔嚓咔嚓。
他听见自己踩进雪里的脚步声。
清脆又干净。
四周生机勃勃。
树上有麻雀在叫，叽叽喳喳地。
他看见狍子、喜鹊、乌鸦的脚印。
惊奇地发现，原来狍子是蹦着走的。
他忽然兴奋和畅快起来。像个孩子一样，欢喜雀跃。
陈晓楠问他：
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你不会害怕吗？
陈佩斯笑着摇摇头。
花白的胡子晃动着。
“不会，不会害怕。”
“因为你知道，没有人害我了嘛。”
而且，风雪深处，还能看见不为人知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