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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秀水镇的大山里不时传出奇怪的声音,引发社会上的强烈关注,很多网友专程跑去拍摄了短视频在抖音等平台发布。有些迷信者坚称这是“虎啸龙吟”,有些好事者造谣说这是地震先兆,搞得人心惶惶……直到后来,当地政府通报称,不明声源系一种名为黄脚三趾鹑的鸟类发出。黄脚三趾鹑为小型鸟类,繁育期叫时声音悠长沉闷,和黄牛的叫声有点相似,才造成了这场天大的误会。

当笔者看到这则新闻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一起发生在百年前的真实事件:在京师南城著名的陶然亭,也因为突然响起了莫名其妙的怪声,引发了一场震动朝廷的恐慌。

一、谜题:忽有怪声如牛鸣

这一事件最早“爆出”的时间,当是光绪甲午年三月,据《清稗类钞》记载:“京师宣武门外南下洼陶然亭畔苇潭中,忽有怪声如牛鸣,其声呜呜然,人名之曰大老妖。福文慎公锟时为步军统领,调兵穷搜,莫得端倪。”

能惊动步兵统领,并非因为此事的妖异程度有多么剧烈,而是上达了天听。据文廷式《闻尘偶记》记载:那怪声有时像是牛叫,有时像是驴鸣,“鸣必三声,东西互疑,莫有定处”。有喜欢在夜晚于苇潭边散步或钓鱼的人,说见过“大老妖”的真实面目,乃是个“牛首蛇身”,于是谣言四起,听者糜集陶然亭,都想一睹究竟。

近代法学家、曾任大理院推事的江庸在《趋亭随笔》中记载了当时的场景:“我时寓居保安寺,杨舍人住官菜园。见怪不怪试一往,自龙泉寺成市廛。美人如花着高屐,胭脂涂颊擎双鬟。时逢绣幰中风走,道旁贫妇争乞钱。前行野潦一圈碧,万头攒戢人如山。是时一哄怪乍状,竟吹树叶敲铜环。蓦然一声殷地发,事果不谬如人传。”这首诗中的“我”乃是诗作者、时任翰林院国史馆编修的著名学者赵熙,而杨舍人是指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赵熙和杨锐闻听陶然亭南下洼“传有怪物声振天”,便偕同往观。由龙泉寺到南下洼好像赶集一样,从年轻妇女到贫老乞丐,万头攒动于南下洼周围,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怀疑这不过是以讹传讹的时候,怪声突然传来,把所有人吓了一大跳。

《蜷庐随笔·趋亭随笔》

杨锐回到家中,怎么都想不明白,文人遇到困惑,自然是要从书本中寻找答案,“取五行志终夜翻”。最终他认定,这吼声乃是一只原本住在颐和园昆明湖里的老鼍发出的,此前水师在昆明湖上演练时操作水雷,炸坏了它的窟穴,使它受了惊吓,“径攻地道钻城垣”,一直从颐和园跑到了陶然亭。

杨锐的想象力令人钦佩,不过有一说一,他这番猜测的本质就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但从中不难看出,京城的市民、官员和知识分子都开始关注“南下洼怪声”。同样亲自来到陶然亭考察并亲耳听到怪叫的,还有工部员外郎李岳瑞。他在《春冰室野乘》中写到:“余时在都下,尝亲闻之,确如牛鸣盎中,其声呜呜然。”他说当时很多人确实认为发出这个声音的是“蛟蜃之属者”,即鳄鱼一类的水中猛兽。无论哪个朝代,妖异之事的新闻都是最受人们关注且最有传播力的,所以“市井人妄绘其形,名之曰大老妖,谓其物专噬洋人。稍有识者,皆哂其无稽。而图说刊板流传。遍布大江南北,乃至新疆塞外。官吏示禁,竟不能止”。

《春冰室野乘》

不知怎么的,这件事传到了光绪皇帝的耳朵里,顿时引起了他的高度警惕,因为当时日本对中国蠢蠢欲动,帝党和后党也一直在明争暗斗,且不说“国之将兴,必有祥瑞,国之将衰,必出妖孽”的传统迷信,就说那句“谓其物专噬洋人”,恰恰说明有人在借机宣传盲目排外,这于本来就错综复杂的中外关系而言,绝不是什么好事。于是光绪皇帝下旨,让自己的老师翁同龢和步兵统领福锟“穷究其变”,务必要查他个水落石出,彻底破除那些怪谈邪说。

二、解谜:内务府设宣经坛

今天的陶然亭,乃是北京南城一处优美宜人的园林景落,但在一百多年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明建文帝四年,朱棣篡位成功,不久之后即迁都北京。为了营造城垣庙宇和宫殿,工部在北京设立了五大窑厂,并把烧制板瓦的黑窑厂设在了西南城隅,直到清康熙三十三年裁撤,其地“坡垅高下,薄渚参差”,远可望见青翠重叠的西山,近可俯瞰“苇花摇白”的野凫潭,渐渐成为游览胜地。康熙三十四年,工部郎中江藻在这里营建了三间敞轩,取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之意,命名以“陶然”二字。《藤阴杂记》记载:“陶然亭又名江亭,春秋佳日,宴会无虚,亭前廊以轩楹,可容小部……百余年来,遂成为城南觞咏之地,名家集中,多有登览之作。”

虽然上述文字,读来令人浮想联翩,以为陶然亭必是风景绝佳且名士云集,但其实在旧京百姓的眼中,那里还有另外一番景象:“福州老馆在京师南下洼,其旁多丛冢,福州义园在焉。”也就是说南下洼当时有一大片坟地,“夜深无月,荒烟蔓草间鬼磷上下,毛发皆竦”。郭则沄著笔记《洞灵小志》记载,当时有几位文人雅士“相与为扶乩之戏”,三更半夜“持香步赴义园”。“是夕月黑园深,岑寂可怖。”他们走了一会儿来到丛葬深处,“灵风飒起,灯火皆灭”,顿时惊惶失措起来,“风绕其前,翛然若逝”,吓得他们“皆若寒噤,凛然急返”。

《洞灵小志》

由此可知,南下洼在当时本来就是个容易出现怪力乱神传说的地方。翁同龢和福锟来到这里调查“怪声之谜”的时候,心中想必也是忐忑不安的,这一点,从他们主持的勘查方略可见一斑。他们的第一个办法是指挥大量民夫淘苇潭的水,想着“水落石出”,谁知折腾了半天,“蹄涔之水,千夫挹之竟不能涸”。然后又对南下洼展开大规模搜索,“卒莫得端倪”。最后内务府出了个馊主意,“召僧道设坛讽经以禳之”。《趋亭随笔》有诗云“自余厌胜有万法,内务府设宣经坛。西山老道习雷吼,星冠木剑扬朱幡”,指的就是这荒唐的一幕。

事态发展到这里,已经完全偏离了光绪帝派人调查的初衷,不但承认了妖异确实存在,而且还调动了迷信方法来铲除妖异。然而尽管使出千般手段,万种花招,依然没有查出真相,“至六月初声始止”,等于是不了了之。

三、谜底:无乃小怪作大惊

怪声虽然没了,但民间对此事依然众说纷纭,其中稍微靠谱一点的说法是“甘肃人或云刺猬老者其声如此”,而巡城御史为了平息各种漫无边际的猜测,干脆出了一则告示说怪声乃是“有人藏于苇中戏吹鸣角”,但这种说辞对于曾经“观者如堵、喧阗特甚”的京城百姓们而言,无异于欲盖弥彰。很快,更加可怕的谣言出现了,说这不是什么大老妖怪叫,而是“城鸣”,也就是北京城自己发出的叫声,“于兆主兵”。翰林院庶吉士张其淦在《梦痕仙馆诗钞》中说:“右安城门当画晴,野畦浅水芦苇平。忽有怪物如牛鸣,路人千万皆闻声……人妖既除邦乃宁,物妖有象禹鼎呈。何至妖异喧神京,无乃小怪作大惊。”说是不要大惊小怪,可是字字句句都显示出张其淦内心的惶恐不安。此后不久,日本悍然发动侵朝战争,继而击溃北洋水师,兵锋直逼北京,回想起三月怪声,“议者乃曰是兵象也”,更加坐实了“城鸣”之兆。

《梦痕仙馆诗钞》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22年后,民国五年的夏初,南下洼再次传出了怪声。

当年曾经听过这种声音的市民们赶过去“重温”之后说:这一次的怪声和22年前一模一样!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涌到陶然亭去参观。警察总监吴炳湘派出大批人马前去搜捕,外五区的警察寻声溯源,渐渐把“包围圈”缩小到一处芦苇茂密的地方,然后一边割掉芦苇,一边把附近的水抽干,最后在最深处发现一个大鸟巢,鸟巢中卧有一只水鸟,“怒嗥欲飞去,经枪击坠落”,从此南下洼再也没有传出过那种怪声了。而那只怪鸟则被制作成标本,送到中山公园董事会北厅陈列展览,有媒体报道:“这只鸟身高一尺,颈长八寸,全身虎皮色,又似土色。嘴尖长,足有四爪,甲坚长,眼黄瞳黑,专吃小鱼。其状与‘长脖老’等相似。或即系此类。但何以鸣声如雷,则不得而知。或是一种声袋变态,亦有谓系鸟吃小鱼时,嘴入泥中,吹气作声使然。”1942年4月16日的《实报》报道,那时的怪鸟标本还作为“稷园四异物之一”陈列展出。著名学者邓云乡先生在《宣南秉烛谈》一书中回忆,他年轻时在中山公园曾经见过这个标本:“比大雁脚高,长嘴,很像鱼鹰,原是一种珍异的水鸟,而且可能是候鸟,习惯于春夏之间来陶然亭芦塘中栖止,可能正是求配偶时期,所以发出响亮的鸣声。这本来是自然的,而无知者却把它当作水怪,发现之后,又开枪打死,还好制成标本了,但标本始终标着‘妖鸟’的名称,真可谓鸟非妖而无知者却似妖了。”

《宣南秉烛谈》

邓云乡的感慨,一直到今天依然发人深思:一百年前南下洼芦苇荡中的水鸟,一百年后秀水镇大山里的黄脚三趾鹑——鸟还是鸟,叫还是叫,无知者也还是作他们的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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