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是托尔斯泰的代表作。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地主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尖锐无情地批判，表达了他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看法。他以强烈的愤怒，
揭发农奴制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小说通过玛丝洛娃以及监狱中的“囚犯”蒙受不白之冤，对沙皇的法律、法庭、监狱、官吏和整个国家机器的反人民本质作了广泛而又深刻的揭露。托尔斯泰第一次在作品中把象玛丝洛娃这样被压迫的下层妇女作为主人公之一，并深刻地描写了她的不幸遭遇，这同革命风暴的临近以及作家世界观的转变是分不开的。玛丝洛娃是农奴的私生女，生在牛棚里，被称作“救下来的孩子”。母亲死后，从三岁起就寄人篱下，成了地主的“半养女、半家奴”。在被聂赫留朵夫践踏遗弃后，…她到处漂泊，受尽蹂躏，最后沦为娼妓。作者愤怒地写道：“这是成千上万的妇女、不但得到政府许可，而且得到政府的奖励…这是十个妇女当中倒有九个会以痛苦的疾病、早衰、死亡作为结局的生活”。这种生活使她认识到“所有关于上帝和正直的话全是骗人的话。”当聂赫留朵夫向她表示赎罪时，她喊道：“走开，我是犯人，你是公爵……你在这个世界里拿我玩乐还不算，又要拿我来救你的灵魂，好让你能上天堂”。这是被侮辱者长期积累的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仇恨，同时也是被压迫者发自内心的强烈反抗！
作者用辛辣的讽刺手法描写法庭审判，撕毁统治阶级的“一切假面具”。参加审判的人员是一些淫棍、酒鬼、骗子手。副检察官在玛丝 洛娃呆过的妓院里寻欢作乐了一夜，以致在开审前还不知案情。厅长明知玛丝洛娃的案子判错，但为了提前去会情妇，根本无心纠正。法官愁眉苦脸，想着自己的心事，无心审判。他们竟把无辜的玛丝洛娃判处四年苦役。
小说，通过玛丝洛娃同狱“罪犯”的遭遇表明，受迫害决不止玛丝洛娃一人，而是千百万人民群众。遭受冤狱的有被生活所迫四处漂泊的流浪汉：有妻子被酒店老板霸占，本人又被诬告的所谓的“纵火犯”；有外出谋生因护照过期就受到监禁的石匠们；有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被判刑的异教徒。托尔斯泰愤怒地指责说：“被逮捕、被监禁或者被流放，全不是因为这些人破坏正义，或者做了不法之事，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官吏和富人们享有他们从人民那里所搜刮的财产罢了。”托尔斯泰又通过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四处奔走、上述，冤狱始终得不到解决的情节，说明残忍冷酷、昏庸腐败决不是个别官吏，而是从地方到中央，从外省到首都整个官僚集团所共有的反动本质。前国务大臣查尔斯基，副省长马斯列尼柯夫，大法官渥尔夫，彼得堡要塞司令克里格斯冒特，全是厚顔无耻，卖身求荣，贪赃枉法，专横跋扈的无耻之徒。作者还指出：问题不仅在于“执法者”，而且在于法律的反人民本质：“法律？他先抢劫每一个人，盗窃所有的土地，凡属于别人的财产统统强占过来，尽自己享用；他杀死所有反对他的人，然后他订出法律来禁止抢劫和杀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维持那对他们的阶级有利的现行社会制度罢了。”
但是，托尔斯泰否定反动暴力的同时也否定革命暴力，他批判沙皇专制制度，又反对用暴力推翻它。 小说通过农民出身的革命者纳巴托夫表达他改良主义的主张；革命“不应该摧毁整个大厦”，只要略微变一变这个“古老大建筑物的内部装置”就成了。他主张用“道德自我修养”，用超阶级的道德观念来改变剥削制度。列宁指出：“这位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判家，同时也在自己的作品里暴露了他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遭遇的危机的原因和摆脱这个危机的办法……反对农奴制的和警察的国家的斗争，反对君主政体的斗争，在他那里竟变成了否定政治，形成了‘对恶不抵抗’的学说，结果完全避开了1905——1907年的群众革斗争。”托尔斯泰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批判及局限，反映了第一次俄国革命准备时期千百万宗法制农民的强烈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
官方教会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复活》对官方教会的伪善、欺骗和诡诈发出愤怒的谴责。《复活》在对宗教仪式的细致描写中，暴露宗教的欺骗性。神甫干这些事，只是为了骗取人民的钱财，得到一笔收入。教堂执事认为这如同做买卖一样，可以得到“温热的葡萄酒”。至于宗教会议议长则是为了维持有钱有势的人的“社会秩序”，惩治教徒，“拆散那些宗教教徒的家人，把他们流放到别处去”。托尔斯泰撕下了神圣宗教的外衣，指出宗教是少数人发财和愚弄人民的工具。小说写道：“关于正义、法律、宗教、上帝等等一切话都是空话，用来掩盖最粗暴的贪欲和残忍！”托尔斯泰对官方教会的揭露，引起了沙皇的恐慌和不满。小说中监狱祷告一章遭到了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的斧削，只剩下五个字：“礼拜开始了。”小说作者被宗教院以“邪教徒”的罪名开除了教籍。
托尔斯泰“一方面反对官方办的教会，另一方面却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即用一种清洗过的精致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的群众”。这种新宗教在渡船上碰到的、后来又在监狱中二次出现的“古怪老人”身上提现出来。他指责各种不同的教派“全跟瞎眼的叭儿狗似的爬来爬去”，全都不能相信，“应当相信我们自己身子里的灵魂才对”。他这个“心灵中的上帝”就是道德神甫，就是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复活》中两次描写宗教仪式，表明作者对两种宗教的不同态度，一次是写监狱教堂的礼拜，他嘲笑和揭露了官方教会的伪善、欺骗和诡计；一次是写复活节农村教堂早弥撒，他用抒情的笔调，描绘祈祷的场面充满和谐、友爱和愉快，在那里不分富人和乞丐、主子和奴仆、地主和农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基督复活了”的一片欢呼声中，互相祝福，互相亲吻。在这里，托尔斯泰表达了自己的宗教理想。他曾说：“把目前的暴力统治代之以上帝的统治。换言之，代之以爱的统治，而这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人类生活的最崇高的目的。”托尔斯泰一方面写了农民群众对官方教会的深仇大恨，一方面又说出了他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睦和友爱的天真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