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由北京大学的林丰民教授组织撰写的《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出版，这是一部新颖独特、极富启发性的著作。它在国内的阿拉伯文学、东方文学和诗学研究中，当之无愧地占了众多“第一”的位置：它第一次对中阿文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深人探讨，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性的中阿文学比较研究专著；它第一次从文学文体、文学传统的美学视野，对中阿文学的纵向发展进行了平行类比，弥补了东方整体诗学研究中阿拉伯诗学研究的盲点；它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开拓性价值，一些内容涉及学界从未“触碰”过的“处女地”；它对中阿古代和现代文学的平行比较，其具体性、开拓性和实验性，都是史无前例的。
然而，作为一名多年关注、热爱阿拉伯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笔者阅读这样一部“大部头”著作时的心情，不仅满怀欣喜与兴奋，更是复杂而微妙的。因为这部著作挑战了我对阿拉伯文学研究既有的思维定势，阅读这部著作的过程，同样也是笔者的一次自我“辩论”和“纠结”的过程。但或许恰恰是因为“辩论”和“纠结”，阅读者才能在一次次精神的“历险”中，体会到阅读的快感和学术研究的真正魅力。
如所周知，阿拉伯文化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中间”地带，这一地理特点，使阿拉伯与欧美和非洲、亚洲其他地区的宗教、政治、军事、文化有着密切而持久的交往，这种交往当然也表现在文学上。阿拉伯文学与欧美文学、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文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一千零一夜》、纪伯伦、马哈福兹这样的阿拉伯经典作品和作家，还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因而，不局限于阿拉伯语言文学的“专门性”研究，在世界文学关系的视野中探讨阿拉伯文学的异国渊源，研究阿拉伯文学在异域的流传、演变和影响，成为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郅溥浩先生对《一千零一夜》和阿拉伯古代文学的世界影响及渊源的系列研究，仲跻昆先生的《源远流长谈伊斯兰教前阿拉伯文学与世界文化的渊源关系》《阿拉伯文学与西欧骑士文学的渊源》等论文，葛铁鹰探讨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的“天方书话”专栏，薛庆国对老子《道德经》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的介绍，林丰民对欧美文化市场与阿拉伯文学消费关系的深入探讨，孟昭毅对阿拉伯波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的全面概述，甘丽娟的《纪伯伦在中国》，包括笔者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视角所进行的纪伯伦及阿拉伯裔美国文学的研究，都是聚焦于阿拉伯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的关系所进行的实证性影响研究。由此可以看出，从老一辈阿拉伯语言文学研究者堪称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范例”的实践成果，到当代比较文学、英语语言文学等其他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的介入，谨慎扎实的实证精神、低调务实的风格，已然成为了国内阿拉伯文学研究的鲜明学术特色。
对阿拉伯文学进行影响研究实践，固然符合阿拉伯文学的发展实际，但这也无形中造成了国内阿拉伯文学研究的不足：研究类型单一，研究成果以个案性、具体性和史实性见长，欠缺对阿拉伯文学整体性的美学特质和规律的探讨，欠缺必要的理论提升与总结。在这方面，《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尝试与探索。
《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的作者涵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阿拉伯语言文学专业的老、中、青三代人的中坚力量，全书由阿拉伯文学翻译家和研究家仲跻昆先生精心校阅。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著作的出版，代表了国内阿拉伯文学研究界在新时期的新视界和新方向。
《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创造性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书中除了“《一千零一夜》与中国文人文学：影响研究”“中国文化对阿拉伯旅美文学的影响”这两节属于“追根溯源式”的影响研究类型外，其余篇章都对没有事实关系的中阿文学之间进行了平行比照式的研究。平行研究方法的运用，使该书突破了国内阿拉伯文学的传统研究模式，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的阿拉伯文学的平行研究成果，《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为未来的阿拉伯文学的平行研究实践，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资源和范例。
平行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比较文学的美国学派首倡，在字面意义上，与之前比较文学的权威法国学派所倡导的“影响研究”理论和方法相对应，平行研究指对“没有事实影响关系”的文学进行平行类比的研究。平行研究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传人中国大陆后，已在具体的实践运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总的来讲，平行研究并非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它需要进行严密的可比性的论证，它运用于某些特定情况时，能够得出影响研究和国别文学研究“力所不能及”的结论。也就是说，只有在某些条件的限定下，平行研究方法才具有有效性。那么，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运用平行研究方法？运用平行研究方法的旨归和目的是什么？在具体进行平行研究实践时，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下面，我们就结合《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这部国内阿拉伯文学的平行研究实践的开创之作，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首先，平行研究的核心精神与旨归是“总体文学”，这要求我们在进行阿拉伯文学的平行研究实践时，将阿拉伯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以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理论髙度，来探索一般性的美学规律和创作原则。
“总体文学”是平行研究方法论的本质与核心精神。表面看来，与研究异国文学之间的“流传、演变和渊源等影响关系”的“影响研究”相对应，“平行研究”似乎仅仅意味着“没有事实影响关系”的一切文学现象之间的类比研究。但实际上，平行研究的本质内涵，在于“总体文学”的视野，它表达了人们对于“一”的信念：人类的精神、知识、文化超越了时间、空间的界限，它们具有内在统一性。正因此，丝毫没有事实联系的东西方文学之间、文学与人类其他知识谱系之间才能进行平行比照式的类比或对比研究。
“总体文学”的概念有两层涵义。其一，它表明了一种世界文学的视野，它突破了单一的国别文学、民族文学的界限，将各民族文学、国别文学看作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其二，包含有“文学理论”的意思，即：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以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眼光，去寻求文学的“共同事实”——探索一般性的美学规律和创作原则。美国学者雷马克曾做过形象的比喻：民族文学是在墙内研究文学，比较文学跨过墙去，总体文学则高于墙之上。
总体文学的视野，是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方法论的核心精神，也是平行研究方法的重要目标与旨归。它要求研究者具备一定的理论高度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通过将各民族文学相互参照比较，综合、归纳出文学的一般性的规律和创作原则。因而，平行研究方法常运用于对某一类型文学的研究，通过对各民族文学中没有事实影响关系的同一类型文学的比较，得出该类型文学的共通之处，从而总结出某一类型的文学的美学规律。正是因为所选取的各民族文学之闾没有发生影响关系，它们之间的共通之处才更有可能具有普遍性和带有规律性。
《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在探索文学的内在规律和创作原则的实践中，作了初步的尝试。著作选取在中阿民族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类型进行平行比较，从而为探讨一些文学类型的美学规律和创作原则，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民族文学的例证。
中国的唐宋时期和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分别达到了汉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巅峰时期，同时也代表着当时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两国文学在此时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黄金时代。作为两朝盛世的文学，有什么样的共通性的美学规律？作者通过对中阿盛世诗歌、歌伎与女性文学、盛世酒诗人的探讨，实际上总结了东方“盛世文学”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下的文学类型的代表文类、独特的文学现象和诗人类型；同样作为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的现代东方文学，是否有相近的现代化模式与进程？著作通过对中阿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产生，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文体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与创新，现代性发展与回归传统的两个发屐方向，推动中阿新文学发展的翻译运动的比较，向我们展示了现代东方文学的现代化模式与发展进程；同样作为现代东方文化的一员，中国和阿拉伯近现代新文学的发展与文学翻译活动有着密切联系，那么，在受到西方现代文化冲击时，现代东方的翻译文学有什么样的功能、作用、特点和内容？著作通过类比中国和阿拉伯现代翻译文学在新文学发展中相近的功用、特点和内容，实际上向我们呈现了东方现代转型期的翻译文学的特点；《激流三部曲》和《宫间街三部曲》同属中阿现代家庭小说的经典之作，著作通过探讨两部作品创作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作品中出现的类型化的父辈、青年和女性人物形象的象征意义，所受异域和本民族传统的影响等等问题，实际上通过对典型文本的思想、人物等层面的主题学研究，总结了东方现代家庭小说可能的思想与文化根源、创作背景、文本特征等等一般性的创作原则和美学规律……
在探讨盛唐和阿拔斯王朝时期共有的女性文学现象时，作者通过对创作主体、思想内容等层面的类比，得出了关于古代女性文学的一般性规律和创作特征。作者对两朝女性文学中的“爱”主题的评价，颇能体现古代女性文学的普遍性特征：
文艺来源于生活，处于社会上层的妇女们纵使能够接受教育，在具有了舞文弄墨的技能，也冲不出男权社会为她们界定的那个环绕于闺房的窄小圏子，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几乎完全被隔绝在外，唯独剩下的仍是以男性为核心的男女之情一隅。她们只能为爱而喜、而怨、而忧、而恨。男女之爱就像是一株大树的根，一切的诗情由中生发。由于将所有的才思都倾注于一个主旨，这株大树便显得何其茂盛而葱郁，占尽了女性文学的华彩。然而，不管它如何茂盛，也只是唯此一株，永远在男女私情、个人幽怨上面缠绕，而不会如男性文学那般在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铺展开来一国家、天下、社会、人生、伦理……各株竟茂，形成壮阔的文学森林……
目前中国的总体文学或诗学研究，离世界文学或普遍诗学的距离尚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中国的东方文学的总体研究仍不成体系，这种“不成体系”，与东方文学研究中各民族文学的总体性研究的不足有关，而在东方各民族文学的总体性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阿拉伯文学的总体性研究又是较为薄弱的环节。
长期以来，国内的阿拉伯语言文学研究处于“专家”与“非专家”壁垒分明的状态：“专家”囿于语言的界限，很少去了解阿拉伯语言文学以外的理论与知识，缺少从理论的视野和高度对阿拉伯文学有目的的翻译、介绍和研究；“非专家”远远地站在阿拉伯语言之外，要么依照东方文学的整体框架对阿拉伯文学“生拉硬套”，要么对阿拉伯文学泛泛而论，所谓＂研究”有趣而缺乏学术根据与深度，固然可以娱人心智，普及文化知识，引发年轻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与严肃、认真的研究相差甚远！
实际上，“专家”与“非专家”并非壁垒分明。一方面，对于国别文学研究而言，打破单一的语言、学科的界限，具有更独特的“鉴赏力、敏感和眼界”，往往可以得出专门研究不能得出的结论。美国学者韦勒克曾对此做过颇有雄辩力的讨论：
重要的是把文学学术研究作为不受语言限制的统一学科这个观念。……在文学研究中并没有所有权，也没有公认的“既得利益”。人人都有权研究任何一个问题，即使这只是一种语言的一部作品，甚至有权研究历史或哲学或别的任何题目。……人们过份强调了专家的“权威”，其实他……却不一定具有非专家的鉴赏力、敏感和眼界，而后者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完全可以弥补缺少多年专门研究的不足。在我们的研究中，提倡更大的灵活性和思想的广泛性与冒昧或傲慢毫无联系。
打破单一的语言、学科界限，可以使我们更为深人地研究国别文学。事实上，如果概览各国别文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就会发现：真正优秀的国别文学研究成果，往往是那些打破了单一的语言、学科界限，善于吸取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知识的研究成果，前面所列举的郅溥浩、仲跻昆等老一辈阿拉伯文学研究者堪称范例，具有多学科视野的研究成果，即是鲜明的例证。这样的研究成果，当然不可能只通过阅读一种语言的知识得出。然而另一方面，在提倡“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的同时，“非专家”要学习所研究的国别文学的语言，即使这种学习未必能达到专家的系统的语言训练标准，这样才能做出具有说服力的学术研究成果。
阿拉伯文学本身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也要求我们在进行阿拉伯文学研究时，必须打破语言的界限，在多语言、多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只有这样，阿拉伯文学研究才能向着更为深入、多元的方向发展，才能融入国内大的学术话语语境，在学科对话与交际中，真正实现阿拉伯文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的作者已经试图打破语言和学科的“坚冰”，与中国文学的参照，对文学的哲学、宗教、伦理、美学等层面的探讨、对特殊语境下特殊的文学类型的讨论，显示出“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对于一些问题，著作不乏“真知灼见”，而这些真知灼见，显然是通过与阿拉伯文学文化的参照对比才能得出的。例如，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学界向来莫衷一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的主导言论也是微词颇多。但著作通过比较中阿现代家族小说的经典之作《激流三部曲》与《宫间街三部曲》，探讨其中所反映的现代中阿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并由此对比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阿拉伯现代复兴运动的差异，得出了极富启发性的结论。
在作者看来，近现代的阿拉伯历史上不曾有过中国五四运动那样激烈的文化批判运动，不像五四运动对中国民众的深刻影响，阿拉伯复兴时期的新思想却只限于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中间，与民众无关。因此，阿拉伯现代复兴运动未能在重估传统这一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沉重的传统对现代与未来的发展依然构成严重的束缚。通过这样的对比，作者客观地评价了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进而指出阿拉伯现代复兴运动的问题所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它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而在于它将几千年的旧传统拉下了神坛，使中国人摆脱了对于传统的迷信与神话观念，从传统思想的沉重束缚下解脱出来从而使后人在更从容、平和的语境中客观、全面地评价传统文化成为可能。可以说，如何正确评价传统文化，五四运动并未毕其功于一役，但它完成了一场攻坚战，为现代中国的思想进步创造了条件。可以想象，假如不摘去围绕着传统文化的神圣光环，假如关于传统的话题处处是忌讳、禁区，那么，如何谈得上客观分析传统文化的利弊是非呢？由于种种原因，阿拉伯现代复兴运动恰恰未能在重估传统的这一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所以，过去的一切依然是神圣的，沉重的传统对现代与未来的发展依然构成严重的束缚。
如果没有现代中国与阿拉伯文学文化的相互比照，作者又如何能得出这样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呢？
这样一群专家式研究者的“转型”，预示着未来中国的阿拉伯文学研究的更为多元化的发展。此外，著作对中阿文学比较框架的建构和在这个框架下对阿拉伯文学的细致探讨，对东方文学的总体性研究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弥补了国内东方文学和诗学的总体研究中阿拉伯文学与诗学研究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很注重中阿两国文学“同”的类比，在补充和总结东方文学和诗学的规律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从理论的高度和文化的深度上来看，仍略显不足。著作的一些内容仍倾向于文学现象或事实的浅层类比或对照。例如，著作类比了近代中阿两国翻译活动中文化启蒙的先驱严复与雷法阿·塔赫塔维，比较了两位同样不懂外语的翻译家林纾与曼法鲁蒂，这样的平行比较的确相映成趣，让我们看到中阿近代翻译活动中类似的有趣现象，但作为有理论意识的研究者，我们还要追问的是：这样的比较要说明什么问题？能否体现出中阿乃至东方近代翻译文学的规律与特点？
第二，通过对不同民族文学的类比研究，推测可能发生的文学渊源、流传和演变等事实上的影响关系，为之后的文学史研究打基础。
一些文学现象之间有可能发生事实上的影响关系，但由于年代久远或资料不足，已“无据可査”，此时可以对这些文学现象进行平行类比，这种平行类比看似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好像“根基不稳”，但却能为后人发现史实、进一步验证这种影响关系打下基础，从而拓展和补充了文学史的知识。这类平行研究属于提出问题的阶段——为什么这些文学现象之间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它们之间是否有可能存在着某种事实上的影响关系？旨在为后人的研究奠定基础。书中由《一千零一夜》翻译和研究专家郅溥浩先生所撰写的“《一千零一夜》与中国文学”一章，便属于这种模式。
《一千零一夜》是一部世界性的民间文学著作。这种“世界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它的产生与构成包容、吸纳、保存了近东、中亚、东方各民族的故事、传说与神话；而且，它作为故事源，又对欧洲、印度等其他民族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显然，“对《一千零一夜》与其他民族文学的关系的研究，无疑是世界性的”。然而，“由于年代久远、资料不足，虽然有的故事之间的影响和交流有迹可寻……但多数故事间的影响、交汇的来龙去脉，可能就很难梳理出个头绪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肯定了对《一千零一夜》与其他民族文学之间进行平行研究是“极有意义的”。作者比较了《一千零一夜》的成书过程、分夜、分回的叙述方式与中国的话本、尤其是章回体小说之间惊人的相似，并比较分析了《一千零一夜》与中国民间故事中相关的类型与母题。作者所做平行研究的目的并非为了得出某种结论，而是启发性的、前瞻性的。例如，作者在分析了《一千零一夜》与中国民间文学中的“救蛇得报”的母题后写道：“这类故事是否具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或者是具有同源性尚无确凿的证据，有待进一步研究。”在比较分析了“负心人被变成动物”这一《一千零一夜》和中国文学中相近的故事类型后，写道：“为什么在阿拉伯文学和中国文学中负心人都被变成了黑犬，而且都是两兄弟或是两姐妹？二者之间纯出偶然巧合，还是有何关系？将此列出，以供研究。”这样的语言在该章多次出现，表明了平行研究对进一步的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极大的启示性和前瞻性。
第三，通过阿拉伯文学与其他国别文学“同中有异”的比较，探讨阿拉伯文学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的异质性，从而研究阿拉伯文学的民族特质。
在探讨阿拉伯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共通之处的基础上，研究二者的差异性，从而彰显阿拉伯文学的特点，是《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的鲜明特点之一。
与西方文学相比，中阿文学的传统更为接近。从文学文体上看，中阿文学文体都经过了由诗性文体向叙事文学发展的大脉络，它们的主流文体都是诗歌，抒情性是中阿文学的共同特点。但中阿文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作者通过比较中国与阿拉伯古典诗歌在社会地位与功能，与宗教的联系，所表现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活哲理、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突出了中阿两民族文学迥然而异的民族特质。例如，作者在比较中阿诗歌所表现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时，不时援引诗句，在精当的评价中相互比照，读来相映成趣，中阿两民族诗歌迥然而异的特征跃然纸上：
在具有农业经济特点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学艺术，具有以世俗生活为主题的现实主义和以感物抒情为主的表现特征。人们每天的生活，往往是日出而作，曰落而息，天天在田园里劳作，在山野中憩息，没有沙漠中的冒险，因此，中国诗歌往往以短小精悍见长。在诗歌中，我们可以听见，“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看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人们向往的是“八月梨枣，十月获稻”。无论是民间恋歌，还是贵族咏叹，无论是愤怒的谴责，还是愉快的劳动，都表现得清丽、含蓄而饶有神韵，如……
而植根于沙漠游牧部落生活的阿拉伯蒙昧时期的诗歌，明显具有游牧部落生活的特征，这体现在其内容的繁杂，结构的松散。这时期的诗歌，几乎没有一首是围绕一个单一主题展开的。这或许是因为游牧生活，顾名思义，游牧部落的生活是极不安定的，常常需要不断迁徙以求生存，诗人在这一过程中，常常是眼见一物，心有所感，便以为诗。如见到废墟，想起昔曰在此居住情人，于是悲从中来，吟诵道：
……
诗人宣泄完感情痛哭后，开始启程，途中，看到在原野上走动的骆驼，便吟出描写骆驼的诗句，继而又描述动物争斗的场面，讲述狩猎故事。长期单一的沙漠生活使阿拉伯诗歌缺乏整体性，各个不同场景、内容的变换显得突兀，结构也显得松散……
《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在对中阿古代和现代文学的类同性比较的基础上，处处可见差异性的细微探讨，在如此细致的文学比照中洞见阿拉伯文学的深刻意蕴，这在国内的阿拉伯文学研究专著中尚属首次，其学术价值不言自明。然而，仍然值得注意的是，“同中有异”的比较多运用于跨文明的文学比较中，它的差异性比较更关注的是异质性，“质”是落脚点，这与平行研究方法论的“总体文学”视野一脉相承：我们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而是为了得出具有规律性的文化和美学知识。也就是说，从这些文学的差异性比较中，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差异性？它们能体现出什么样的文化异质性？体现出什么样的民族文学文化的特质？
第四，进行阿拉伯文学的平行研究，要首先论证可比性问题。
平行研究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也是比较文学学科中颇有争议的一个研究领域，其争议的症结主要在于可比性问题。因为对于影响研究来讲，只要有证明发生事实影响关系的实证性资料做基础，它便不容易遭到质疑。但对于平行研究而言，如果我们可以对所有“没有事实影响关系”的异国文学之间进行比较，如果可以对文学与人类其他的一切知识和信仰领域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就很有可能因为“无限可比性”而“堕人漫无边际的、为比较而比较的滥比，那就失去了它本身的质的规定性，也就取消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在进行具体的平行研究实践时，首先要论证可比性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并非所有没有事实影响关系的跨文化文学都是可以展开研究的。在论证可比性问题时，需要把握三个基本原则：1.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在所探讨的文学类型中是否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2.是否能通过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研究对象的比较，得出所研究的文学类型的一般性的美学规律和创作原则？3.在跨文明的文学比较研究中，是否能进一步对文学进行异质性的研究，以探讨不同民族文学的特质？
总之，《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给国内阿拉伯文学的平行研究实践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阿拉伯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的平行比较是一个有着广阔学术空间的领域，它对东方和世界诗学研究起到了必不可缺的补充作用，同时也深化了阿拉伯文学与诗学特质的研究。但在今后的阿拉伯文学的平行研究中，我们要更加注意和强调总体文学的视野和周密严谨的可比性论证，只有这样，才能使阿拉伯文学研究更具理论的高度和文化的深度，更具有说服力。
作者：
马征
，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原载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