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而不仕只是“隐逸文化”的冰山一角
人们通常把不出仕当做“隐士”来看待，比如贾岛《寻隐者不遇》说：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于是，千百年来，人们对隐士的认知就是：隐士通常生活在山林，是不能被人找到的，他们是独立于社会的生活者，生活俭朴而自得其乐。因此有人说，中国隐逸文化就是中国文人对抗权力和世俗的精神史。
后人沿袭着这样的传统认知，还给“隐逸者”找到了不同人群的隐逸榜样，比如伯夷、叔齐，许由、巢父，竹林七贤、陶渊明等等，他们中既有先仕后隐者，也有先隐后仕者，有亦仕亦隐者，有时隐时仕者，有屡诏不仕者，但是对于“隐者”与“仕者”之关系认定，却难以统一，通常是将二者对立起来的。
道家桃源山桃源洞隐者谢先生对隐者的基本定义，让我对大道的理解更深一层。他说：隐者，阴也；仕者，阳也。有阳必有阴，有仕必有隐。既然有无之相生，那就必定有官有隐。无官无以称隐，言隐必定有官。
谢老先生把“隐”与“士”看做阴与阳在文化上的体现，属于事物的对立统一体。起初我并不认可他对“隐者”的定义，他似乎抬高了隐逸者的身价，甚至我认为他作为一个声名远播的大隐者，还那么喜欢唱高调，比如他说他13岁修道，17岁当兵，20多岁拜师求道，是佛儒道诸家之少林、武当、禅宗诸多门派掌门人，均有传承证明，几十年苦心孤诣，所见三教九流人物颇多，所求“大道”最终还是回到了共产主义，听他这一番高议，如同听天书，云里雾里。
但细想起来，又觉得很有道理。老子的天道思想和自由主义，跟马克思主义并不冲突。到底该如何界定与评价古今隐者？如果将隐者扩大为“不为仕者”，黄帝、尧帝、舜帝在即位或者禅位前也属于“隐者”，那么，历代任何一位官宦都可以列入“隐者”吗？
带着诸多疑问，昨天下午，我再次前往道家三十六洞天之一的桃源山洞，拜访那位大隐者并问道于他时，他的一番为“隐者正名”的宏论，颠覆了我的对隐者的刻板认知，恍惚间对“大道”的体悟又加深了一层。
大道的实质是隐逸文化老者似乎对我的造访有所预感，早备好了茶点，朗声道“来者为阳，去者阴。万物负阴而抱阳”，不知道老者深意，我连忙拱手请教，他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子在道，道的根子在隐逸文化，在人民大众中。你爱阳春白雪，却不知自己已是下里巴人。”
我向他如实禀报了我的想法，我说先生上次所言之大道精神，高见卓识，醍醐灌顶，但不知道先生为何将隐士抬举那么高？
他问我是哪一段话？我说就是先生关于阴阳、隐显的高论啊！
先生说：自古修道者，就爱在文字里兜圈子、打转转，都受限于自己设定的“大道”里不能自拔，作茧自缚而不自知。古来论道者，皆知阴阳和合而生万物，也知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理，却在具体事物上偏执偏见，隐显执于一端，悲夫！
我问先生：隐而不仕应该不符合大道精神吧？道家提倡“无为而治”，那是一种见微知著，源头治理的大智慧，又有“乱世救世，盛世归隐”的大道精神，但自古以来的隐者却恃才傲物，与世无争，屡诏不仕，这样的隐者对于国家社会，对于人民大众，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先生说：这就是社会对“隐士”的误解误读造成的错误传统认知！为什么要受制于“腐儒”们关于“隐者”的偏狭定义呢？有无相生，隐显互见，无隐不成显，不显何彰隐？你质疑黄帝、尧帝、舜帝身为帝王怎么会跟隐者联系在一起？我倒要问问你呢：为什么不看看他们当帝王之前，或者隐退之后的状态呢？为何偏偏把他们的功绩局限于执政期间呢？
且不说禅让制是否是后人“构想”的理想政权交接仪式，单说禅让者和被禅让者这一对，哪一个人没有过“隐而不显”的所谓“隐者”经历和特征？
儒家强调学而优则仕，鼓励读书人当官为民，也宣扬明君、清官的丰功伟烈。但是我要提醒你注意的是：明君、清官在即位为官之前到底干了些什么，他私下里干了些什么，官场之外的言行修养那才是根本的，“有生于无”的“无”，说的正是他官场之前、之后、之外的一切行为及其方式。
道家、儒家历来讲“慎独”，现代社会更看重私生活，“慎独”“私生活”其实就是“隐而不显”的状态情境，那才是一个人的根本。
对于谢先生的释义，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君主、官员的慎独与私生活，毕竟还是属于“出仕”者的个人修养范畴，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官员的私生活是“隐而不显”的，就将其归之于“隐者”吧？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世上的所有人，不都可以归之于“隐者”行列了吗？这符合老子的大道精神吗？老子从不主张划定什么标准的哦？
先生说：你说的看起来蛮有道理的，可是经不起推敲。你再想想，是我划定了标准，还是你受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影响至深，以至于非要给官方和隐士划定个标准？
对于我，一个老“修者”而言，我从没把自己当做隐士，我只是一个追求大道的老者，虽然我曾经遍访名道大德，出入于佛儒道各种团体和宗教场所，但我不是一个有神论者，而是一个唯道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我这一生，自幼追求大道，先修儒，后皈依过佛门，又先后皈依道教全真派和正一派，求道经历很复杂，寻来寻去，还是回到了原点：中国的大道精神。无论是儒家还是佛家、基督，或者别的什么教派，你得承认，尽管是外来文化，它们都是中国“道”思想滋润的结果，或者称之为中国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也是。
因此能在中国扎根的，说明中国文化这片沃土适应了它，否则不会在此生根开花结果，这正是中国文化心怀天下、海纳百川的结果。
隐士有风骨的担当之士，并非隐逸了就可以称为隐士很少听到隐逸文化，老先生说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真有点不好接受。老先生见我纳闷，于是解释道：人们喜欢称呼我隐士，我也不反对，因为我的确没做过官。就在这深山老林里践行大道，感觉这才是一个“为道者”的最后归宿。
我是湖北人，而非本地人，称我为“士”，是当地民众看得起我。士者何也？知古今，辨然否也。也就是说不管你做不做官，只要能造福民众吗，利益众生，你就能获得民众的信赖和拥戴，他们就把你当“士”看。
我这里都是有些普通人，老百姓则说他们都是些有本事的人，为医者、为易者，为艺者，为技者，他们都是持证上岗的。你看这墙上，他们获得的国家专利，他们的课题、论文，他们创造的社会价值，丝毫不逊色于“为仕者”，光是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就有八九个。
你再看看我们这个山洞，几十年过去了，五里湖、秦人村把几千亩山林交给我，他们甘愿在这里做临时工，如果我们不能以天下为公而利物益生，他们能把他们视为命根子的山林交给我们吗？
你说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中国的隐士精神！
什么是中国的隐士精神？那就是：为天地立公心，为众生立性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古真延道脉，为万民续慧命，为后学传文明，为万世开太平，和谐宇宙自然。我说，这不是对大儒张载“横渠四句”的扩展吗？
老先生说：然也，然而非也。大道，不是道家的专属物，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不在追求大道。并且“北宋五子”不是佛儒道皆通的几乎没有一个人。而北宋五子实际上都有过“学优不士”的隐士经历。
周敦颐是道家人物，还是儒家人物？如何确定呢？所以，你说儒家借用了道界思想也好，说三教合流也好，总之，都离不开一个“道”字。
因此，为中国隐士下定义就如同给“道”下定义一样，千人千面。但在我看来，隐士必须有为士的本领、风骨，更要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利益众生，还要有知进退的明智。
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则不仅广成子、巢父由、善卷这些古人是隐士，黄帝、尧舜禹汤都有过隐士的经历，老子、尹喜、文子、范蠡、列子、庄子、严君平等是隐士，孟子、董仲舒、东方朔、阮孝绪、周敦颐、邵雍、王夫之等也都是隐士，道、佛两教的的隐士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孟子心目中的“清圣”伯夷、叔齐在我这里却算不上隐士。因为他们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于国于民没有值得仿效的地方。
而终南山那数千隐者，不愿论道，不愿融入社会，能划入“隐士”的，恐怕就更少了。
话正投机茶正浓，无奈暮霭沉沉，广播响起，收工的民工已陆续返回。我也不忍打扰老先生，只好带着欣喜与遗憾下山。
好在老先生临别叮嘱：喜欢跟你论道，随到随聊，道法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