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儿子钱瑞泽眼中，博闻强识的钱绍武，一向是很“能说”的，“口若悬河，几个小时都不带停。”然而，这位中国著名的雕刻家、画家、书法家，在人生的最后几年，语言能力慢慢“退化”了。
一开始，他讲上20分钟的课，就开始来来回回重复前面说过的话。慢慢地，他不说了，连有人问，也不回答。到最后，联通外部的那根线仿佛被彻底切断，他的世界里，只剩下艺术这一件事。
2020年，钱绍武在太湖边。 受访者供图
晚年经历两次手术、两次车祸、重度脑损伤，同时患有阿尔茨海默症，这样的钱绍武，从光辉满身的艺术大师，变成一个脆弱的老人。常常地，他沉默地独坐在那里，偶尔冒出一句“原来美术就是巫术啊”，宛如痴人呓语。
钱瑞泽却上了心。他翻了很多资料，才从李泽厚先生的文章里，窥得父亲“隐秘世界”的一角——原来美的起源，具有祭祀的含义。
杜尚曾说，艺术家必须是孤独的，自己面对自己，就像在一条沉船上一样。彼此疏离又精神契合，始终是钱绍武父子间的情感注脚。
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住在苏州太湖边，钱瑞泽在那里进行雕塑创作，钱绍武每天散步时，会来看看儿子的作品，讲上一两句，无非是哪里处理得好，哪里处理得不好。除此以外，没什么别的交流。
那几乎是他们父子最亲密的几年。
高中毕业，钱瑞泽被分配到邮局工作。他不喜欢，第一次拿起画笔，没想到学得惊人得快。后来，钱瑞泽考上中央美院雕塑系，父亲在那儿任教，有一段日子还担任了系主任。但他们很少来往，钱瑞泽把这一切归因于“父亲走得很高，走得很远，跟刚刚成长起来的晚辈没什么好说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钱绍武在参加雕塑创作营活动期间与学生合影。 受访者供图
桃李满天下的钱绍武，从没正经教过儿子一天。但钱瑞泽承认，从小浸泡在父亲讲的书法、雕塑和古诗词中，自己的确受到了优越的美的启蒙。
疫情前，父子俩也常结伴出游。钱老喜欢“大山大水”，也看古迹。西安的霍去病墓石雕群，连云港的孔望山汉代摩崖像，都让他流连忘返——在他看来，利用自然石头进行造型“是中国文化不一样的地方”。他的一生，也一直在寻求西方雕塑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水乳融合。
“他不仅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老师。”父亲最后时光里的断言片语，仍让钱瑞泽受益匪浅。艺术，似乎在这对父子间勾连出一条隐秘通道，让彼此得以在各自的世界里互相了解，并最终和解。
2021年6月9日，江南正值盛夏，一代艺术大师钱绍武逝世，享年93岁。在他离世一周年之际，钱瑞泽为父亲创作了一座纪念像，那是父亲晚年的形象：脸微微扬着，头发大半尽落了，面容和蔼，带着轻轻的笑。对钱瑞泽来说，这或许是他和父亲最亲近的时刻。
钱瑞泽为父亲钱绍武创作的纪念像。 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钱瑞泽的讲述：
父亲一生都在追求美。
他出生于无锡。我爷爷钱学熙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专攻英国古典文学，性情冷峻，教子极严。
一次，父亲被爷爷要求用英文散文诗的形式进行写作练习，苦思冥想间，突然发现一缕阳光从木窗的缝隙泻下，几粒尘埃上下翻飞。此情此景，让父亲心有所动，没过多久，他就用诗句描绘出这幅看似平淡的画面。
等待爷爷点评时，父亲如往常一般忐忑不安，然而那一次，他竟然得到了夸赞，“太美了。”正是这“意外的赞美”，开启了他追求美的一生。
青年时期的钱绍武。 受访者供图
父亲八九岁时，整日跪在垫子上大声背诵《大学》，爷爷为他请来一位七十多岁的杨姓先生，也是父亲的姨公，专门监督他背书。抗日战争爆发后，爷爷不愿为汪伪政权效力，更不愿自己的孩子在日本人开办的小学读书，便将父亲寄托在杨家姨父家中，自己到上海光华大学教书。
跟着姨公学古文的同时，父亲又拜学者秦古柳为师，学习中国画。秦古柳先生提倡“琴棋书画气功武术同修”，四年光阴匆匆而过，父亲不仅熟记四书五经、临摹了大量书画，还练出强健的体魄。后来我爷爷把他送到上海学习英文，而后又把他带到了北京。
北京大学红楼距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很近。那时，父亲常常跑到董希文先生的课堂旁听，由此结识了杨辛先生，这期间，他与汤一介先生私下成立“马列主义学习三人组”，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父亲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入学考试中，因专业技能、古文写作和英文写作满分，被徐悲鸿先生破格录取，开始接受正规教育。
在校期间，父亲刻苦努力，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两年后，他又从留学苏联的选拔考试中脱颖而出，被送往苏联列宾美术学院学习雕塑，六年的严格训练，为他的艺术道路楔入了美的力量。
1953年，钱绍武与夫人叶苗田在北大未名湖畔留影。 受访者供图
父亲聪颖过人，博闻强识，不仅精通雕刻，素描、速写、线描、色粉画、国画等亦是出挑。他的肖像素描，用不同的技法来表现不同的人物性格，有时像石头一样坚硬结实，强调重量感和体积感，有时又糅进了凝练的灵动、写意的磅礴、刀削斧劈的洒脱，精妙且富于变化的技法，成为后人学习的经典范本。
父亲常说，其实美的能量并不神秘，人人都能感受到；对美的体验，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文学、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都充满美的能量。只不过，多数人会将其片面理解，同时又被西方美学理论带偏，从而忘记中国传统美的原始出处，更不会想到它就是量子时代经常提及的能量、频率、共振。在父亲眼中，艺术与科学从来都是交融共生的。
在对美的追求中，父亲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雕塑的创作和教学上，获誉颇多。
《大路歌》是父亲在苏联列宾美术学院求学时，用时三年创作出的作品，甫一亮相，便被业内人士赞叹，“中国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雕塑家”。在这件作品中，父亲首次尝试以雕塑的形式，将国家意志、民族精神的巨大能量与美的能量同频同构。后来，这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钱绍武雕塑作品《大路歌》。 受访者供图
大锐角倾倒的三角构图，融入了父亲对美的强烈追求，凸显出中国人民追求新生活的美好愿望和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力量。父亲认为，艺术家不仅应具备美的情怀，更要善于发现美，再以艺术家特有的才能，把美用最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人的情感得到升华，让更多人获得美的能量，这是艺术家的工作和使命。
《李大钊纪念像》坐落于河北唐山的大钊公园，高约四米，宽约八米，这座纪念像不仅是父亲从艺道路上的里程碑，也被人们称为当代美术史上的里程碑。彼时，父亲践行“艺术要走向民族化”的文艺创作思想，大胆采用天安门的建筑样式构图，借鉴传统摩崖石刻造像的形体归纳方法，将李大钊先生刚正不阿、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完美地呈现出来。
钱绍武雕塑作品《李大钊纪念像》。 受访者供图
父亲对美极为敏感，这使得他能精准地发现美、把握美。他认为，美是有能量的，而人的情感也是一种能量。比如，岩画上狩猎、农事、战争等人类活动的记载，都镌刻着智慧，散发着美的能量，所以我们要通过对美的能量感知，创造美的感受，提升人的审美境界。李大钊先生自身便具有强劲的美的能量——他不仅刚正不阿，更有“铁肩担道义”的情怀，在情感上继承了中华民族胸怀天下的豪情大义。
据父亲讲，为创作这件作品，他思考了很长时间，最终联想到天安门宽大而稳定的建筑造型，那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情感表达和审美豪情——只有把肩膀“拉开”，形成夸张的横宽构图，才能把李大钊先生“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体现出来。中国传统美的内涵、李大钊先生的美的道义、父亲作为创作者对美的深邃理解，通过横宽构图的高度统一，达成至诚至美的高远境界。
父亲说，百年前，中国有“造像”而无“雕塑”，“雕塑”这个词是舶来品——西方的雕塑大多属于宗教造像；中国造像则带有东方的审美样式特征，尤其是摩崖石刻的造型方法，与西方的写实技巧迥然不同。父亲特别注意造型方法的归纳，使手中的作品可以与中华民族所传承的那种美的能量产生共鸣。
1980年，钱绍武正在创作杜甫坐像。 受访者供图
父亲对美的感悟、对艺术的理解，与他的幼年经历息息相关。他早早便打下“篆隶楷行草”的童子功，并吸纳碑学和帖学的韵味。深厚的学养功力，使他在宽阔的发展空间游刃有余，形成独到书风。他的书法或大气雄浑，或龙飞凤舞，或端庄典雅，幻化无常。
父亲认为，书法具有音乐性、舞蹈性与建筑性，如果让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存在，艺术家就必须让书法的表现形式丰富起来，不同的情感必然造就不同的美的表现形式，不仅要求艺术家写一手好字，更要求艺术家通过书法来表现人的情感，字里行间传递着中华民族美的灵魂，只有这样才能称为“书法艺术”。
2017年，钱绍武正在进行书法创作。 受访者供图
在晚年，父亲还有一个愿望。他想重新整理中国雕塑史，希望从雕塑艺术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传统造像艺术。但那时他年岁已高，无力处理那么巨大的工作量，最后没能完成。我想这应该算是他逝世之前的一个遗憾。
我和父亲之间，一直没有建立起太亲密的情感。他晚年时，常常一个人坐着，不言不语，也不看人。他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已经完全没有概念，但大脑还在思索。有一次，他对着电视，忽然冒出来一句：“原来美术就是巫术啊。”没有任何的前言后语，电视上放的画面，和美术好像也没有丝毫关系。
我当时完全摸不着头脑，后来翻了很多资料，才从李泽厚先生的一篇文章里发现其间的因果关系——原来美的起源具有祭祀的含义。美不仅仅是漂亮、好看，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更是“一种神秘的能量”，就像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一样。而此时我才发现，父亲所追求的东西，都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关于美的能量，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的。
父亲一生都有着赤子之心，他爱笑，爱“美”，不高兴的时候，念几句古诗就高兴起来了。在他眼里，处处都是“美”，时时都会感到欢喜。我常常说，他不仅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美”的启蒙老师。
新京报记者 徐杨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