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效果”理论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W. P. 戴维森，
于1983年在《公共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中提出的。
戴维森认为：人们在判断大众传播的影响力之际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感知定势，
即倾向于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
对“我”或“你”未必有多大影响，但会对“他”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由于这种感知定势的作用，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
通常不是在传媒指向的表面受众中直接发生的，
而是通过与他们相关的“第三人”的反应行为实现的。
戴维森把这种现象或这种影响机制称为“第三人效果”。
“第三人效果”其内涵是人们倾向于高估大众媒介对他人认知和行为的影响。
具体来说,劝服传播所面对的受众会认为,这种劝服对他人比对自己有更大的影响,
而且不论是否是信息的直接接受者,
对媒介影响他人的预期将会导致自己采取行动。
第三人效果的心理学依据是自我强化(自我膨胀)理论，包括三个方面：
①对自己盲目乐观、②虚幻的优越感、③自我服务式归因。
第三人效果产生的制约因素包括:①信息的性质、②信源的性质、③社会距离、④个人因素。
在现实生活中,诸“抢购双黄连”“群体逃难”等突发性社会集合行为的起因都可以用大众传播信息引发的“第三人效果”来解释。
“第三人效果”案例：
【抢购双黄连】
2020年1月31日晚，“新华视点”微博号刊发了一则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随后，该消息被“人民网”转载，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导致部分公众连夜出门抢购药品，各大药店前排起了长队，网上的双黄连也是一秒售罄。
这起看似荒谬的抢购风潮折射出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民众在这起事件中毫无理性思索便加入抢购大军，或是无意识地成为谣言的二次传播者，延伸了谣言传播的广度，增加了恐慌情绪。
从传播学角度分析该事件，“第三人效果”理论对这种因信息传播而引起“恐慌”的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据“第三人效果”理论，受众倾向于认为传媒信息对其他人的影响更大。在此次“抢购双黄连”事件中，受众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家里缺不缺双黄连，而是预计其他人会因为疫情恐慌而抢购。因此，为了避免“后下手遭殃”的结局，就必须“先下手为强”。当群体不约而同形成这种共识时，“恐慌购买”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